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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經濟危機背景下的德國對土政策

    來源:澎湃新聞 | 作者:胡春春 | 時間:2018-09-21 | 責編:李曉曼

    眼下美國與土耳其之間的齟齬會讓德國在與土耳其保持接觸時投鼠忌器。圖為2018年9月5日,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總統埃爾多安(右)會見到訪的德國外長馬斯。

    從德國的立場來看,處于歐洲和伊斯蘭文明世界之間的土耳其從來都不是一個容易相處的國家。兩個國家相互間的不適感當然有雙方甚至是多方的原因,本文僅單方面探討德國對土耳其的態度,至于土耳其方面如何看待德國,則留待土耳其和中東研究方家。

    土耳其經濟危機

    從今年年初以來,土耳其貨幣里拉(Lira)相對于美元已經貶值40%。剛剛過去的八月份,土耳其的通貨膨脹率達到17.9%。從經濟生活的角度來說,這意味著經濟嚴重依賴進口的土耳其,其進口費用大漲,以外幣貸款的企業因成本大幅上升而陷入困境,普通百姓購買力下降。

    這場危機的直接誘因看起來似乎是土耳其和美國之間的外交和貿易糾紛:美國因為土耳其羈押一名美籍神職人員,而宣布對土高級官員進行制裁,土耳其馬上還以顏色;美國宣布對土耳其鋼鋁產品提高關稅,土耳其進行反制。雙方還圍繞美國對土軍售、土耳其從俄羅斯購買防空導彈系統、美國長臂制裁伊朗等議題針鋒相對。

    然而透過這些突發事件,土耳其的貨幣和經濟危機實則有跡可循,基本屬于新興經濟體的典型病癥:過度進行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過度借債,過度支出,房地產等行業虛假繁榮。一旦美國提高利率,國際資本從新興市場流向美國,這些所謂的明星經濟體馬上就會被打回原形。

    除了這些基本模式之外,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近年來在內政外交上的一系列擴大個人和家族權力、打壓政敵、外交上與傳統北約盟友若即若離、大玩大國外交、地緣政治游戲等舉措,也令以西方國家為主的國外投資者對土耳其的投資安全和經濟前景信心不足。對德土關系而言,這些都是大背景。

    德土關系現狀

    如果一國領導人的言論能夠被認為具有代表性意義的話,那么德土關系在去年9月德國聯邦議院選舉之前無疑達到了谷底。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先是不滿德國拒絕土耳其政治人物入境從事政治活動,攻擊默克爾采用“納粹手段”;然后稱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社會民主黨、綠黨為土耳其的“敵人”,直接喊話德國境內的土耳其裔居民不要投票給前兩個黨。同時,土耳其在2016年政變后以所謂參與“居倫運動”和恐怖主義為由,對三十余名德國公民尤其是記者實施羈押和審判,目前尚有7人未獲得自由。在德國看來,這些針對德國公民——其中多數是土耳其裔——的法律行為屬于政治迫害。一系列因素疊加,引起德國社會和政壇對土耳其的觀感極為負面。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也被德國媒體塑造成“控制欲成癮”的“獨裁者”、“威權政治”的“強人”。(費特胡拉?居倫[Fethullah Gülen]生于1941年,是土耳其的伊斯蘭思想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1999年至今流亡美國。居倫運動是對居倫及其思想追隨者的統稱,于20世紀60年代興起,逐漸超越土耳其國界,成為一個具有世界性影響的現代伊斯蘭復興運動,估計全球信眾可能多達600萬人。——編注)

    如果說此前土耳其長年欲入歐盟而未果還更多是因為歐盟的文化和經濟顧慮,那么現在土耳其與歐盟漸行漸遠,則是因為,一方面土耳其在近年經濟高速增長的背景下自信心高熾、入盟意愿下降,另一方面包括德國在內的歐盟對土耳其的政治走向有了完全不同以往的判斷。比如,作為北約的盟友,土耳其從德國大量采購軍火,但是隨著土耳其越來越單獨采取追求自己地緣政治利益的軍事行為,比如土耳其在進攻敘利亞境內庫爾德武裝時投入了德國造的豹式坦克,對土軍售問題就越來越成為德國國內政治的敏感話題。今年第一季度,德國對土軍售有34例,價值970萬歐元;第二季度就分別降為5例、42萬歐元。

    但是,除了經貿聯系、地緣政治和傳統的北約框架之外,土耳其對德國解決難民和移民問題至關重要。德國2015年夏大開國門,不加甄別地接納來自中東和北非的難民,逐漸引發國內民眾的不滿。這一議題之所以沒有災難性發酵,是因為歐盟在2016年與土耳其達成了一項難民協議,土耳其實際成為歐盟從東南方向阻擋難民進入的堡壘。之前的2015年,經由地中海和陸路前往歐洲尋求庇護的難民和移民總數超過100萬人,其中約80%從土耳其出發,經過愛琴海抵達希臘。

    雖然這份難民協議一再為左翼人士所詬病,但它確實使得抵達德國的難民人數大大降低。也就是說,在與德國政治博弈的過程中,土耳其手中也不乏可打之牌。

    政界如何看待今天的土耳其

    按照德國央行行長魏德曼(Jens Weidmann)的判斷,土耳其的貨幣和經濟危機對德國的沖擊不大,因土耳其經濟的體量僅占世界經濟的百分之一,土耳其僅是德國的第16大出口對象國;對德國的銀行和金融體系來說,土耳其的分量也完全處于可控范圍。

    正如希臘危機時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歐洲金主柏林一樣,此間國際和德國都能聽到類似的聲音:德國應不應該出手幫助土耳其?當然,這種討論也要在土耳其主動提出需要德國幫助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否則純屬揣測和空談。但是了解一下德國國內的討論,還是對分析德國的國際秩序觀以及德土關系有所幫助的。

    大聯合政府在土耳其問題上的態度并不一致。傳統趨向保守的聯盟黨不急于表態,基督教民主聯盟黨員、聯邦議院外交委員會成員哈特(Jürgen Hardt)主張,將德國采取行動與土耳其內政必須轉向掛鉤。他認為,尤其是土耳其總統本人,如果讓人從他的言行中無法得出土耳其央行能夠獨立行動、土耳其是法治國家的結論,那么德國的經濟救助就沒有基礎。

    與聯盟黨的立場相反,對土耳其裔移民持開放態度的社會民主黨呼吁德國政府立即采取行動。社會民主黨人、前外長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擔心,如果西方任由土耳其危機發展下去,很可能會產生一個“政治上被孤立的土耳其”。加布里爾批評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土耳其政策,認為美國不應該對一個北約盟友采取破壞其內部經濟安全的措施。美國這么做無異于“以鄰為壑”,因為土耳其一旦不穩定,歐洲則首當其沖,必須承擔后果,比如說難民問題會死灰復燃;也不能排除土耳其國內的民族主義勢力像北朝鮮和伊朗一樣,“企圖獲得原子彈以保護自身的安全”。這當然屬于典型的加布里爾式驚人之語,但是也不是完全無法想象的“最壞可能”。

    社會民主黨主席那勒絲(Andrea Nahles)呼吁德國政府應該把與土耳其總統的爭端放在一邊,“必須幫助土耳其”。因為土耳其是德國的北約盟國,所以維護土耳其的穩定必定符合德國的利益,因而德國政府必須與土耳其維持各種層次上的溝通。社會民主黨人、聯邦財政部長朔爾茨(Olaf Scholz)電話建議土耳其政府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救助計劃。

    在野各黨的意見基本可以概括如下:如何看待土耳其危機對于德國而言事關政治原則。堅持自由主義經濟立場的自由民主黨認為,土耳其應該從自身尋找危機的原因,而德國向土耳其提供經濟救助從無法從根本上穩定全球性的金融體系,最多只是穩定“埃爾多安體系”。對土耳其的民主發展一向持批評態度的綠黨則認為,土耳其的問題首先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民主和法治的問題。一個“大步邁向獨裁”的土耳其是無法讓外人對其經濟和政治恢復信任的,所以德國提供救助根本就是偽命題。

    聯邦政府:保持接觸,寧穩勿躁

    盡管存在種種爭議,德國聯邦政府對土耳其仍舊采取了接觸政策。

    9月5日,德國外長馬斯(Heiko Maas)飛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會見了土耳其外長,并拜見了埃爾多安總統。雙方就埃爾多安9月28日和29日訪問德國進行了協調。針對國內輿論的強烈質疑,馬斯對德新社解釋了聯邦政府的接觸立場:“埃爾多安總統訪德受到公眾的質疑、引發抗議游行是我們國家民主現實的一部分”,但是不能因此“埃爾多安先生就不能來德國”,“恰恰相反:我們有很多事情要討論”。

    埃爾多安即將與默克爾總理會談,并應德國總統邀請出席國宴,然后可能會去科隆會見土耳其裔民眾,恰恰是最后一點最有可能引發德國民眾的反感和抗議。連遠在中國的觀察者都沒有忘記,埃爾多安與德國國家足球隊土耳其裔球員厄齊爾的會面,直接引發后者在德國公眾壓力下退出德國隊,以及留下了德國究竟是不是能夠容納外來移民的開放社會的討論。

    默克爾數日后與埃爾多安見面的時候,實際還有一個不在場的第三者決定了德國政府“寧穩勿躁”的態度,那就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美國主導的北約是德國構建其土耳其政策的重要支柱,因之,眼下美國與土耳其之間的齟齬會讓德國在與土耳其保持接觸的時候投鼠忌器,不至于表現出雙方在如何看待土耳其危機問題上持一致立場。這也是當前國際秩序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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